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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用5年的时间，让中国走完欧美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征信之路，却又在一夜间从“屠龙少年” 沦为“阶下囚”？
他们用爬虫与数据买卖，为5亿征信白户画出信用画像，将中国金融渗透率推至世界顶级水平；
却也在2019年的雷霆风暴中，让近3000家公司只剩50家苟存，2000人沦为阶下囚。
据新华网消息，央行征信系统显示，2015年9月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，只有3.7亿。
但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容易，撇开老人和孩子，中国大地上还有5亿成年人是征信“白户”。
2014年，“大数据”首次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；2015年，国务院明白准确地提出有关标准，为数据交换与交易，奠定了政策基础、提供制度指引。
在“互联网+”和“金融科技”的宏大叙事下，大数据技术被视为解决普惠金融难题的唯一钥匙。
欧美的征信体系建立，整体耗时100到150年，期间经历多轮行业整合与法律迭代。
而中国的大数据公司，偏要以技术为剑，在时代的风口上，掀起一场弯道超车的狂飙。
杭州的大数据公司同盾，喊出了“让诚信生活更美好”的口号，而另一家在北京的大数据风控公司百融，也发了“让金融普惠民众”的愿景。
很多从海外回国创业的金融精英，在看到中国的大数据管理之后都惊叹：“这简直就是数据的天堂。”
数据买卖在市场上公开标价，不要认为这只是黑客的隐秘交易，就连当时头部的一些大数据公司，都会用这种最野蛮的方式，采购数据。
当时一套普通数据，只要1分到5分钱；而高精准信贷用户的数据，也只卖5毛到2块。
当一家公司调取过官方数据后，比如，身份证实名信息，数据公司就会将其缓存下来，下次别的公司再调取时，就可以不要钱输出。
“如果要深究，我敢说，当时没有一家大数据公司，是干净的。”一家头部大数据公司创始人罗涵称。
尽管数据的积累有点野蛮，但他们是通过野路子，强行给5亿白户，画出了“信用画像”。
国际清算银行(BIS) 在《机器学习与非传统数据怎么样影响信用评分？》的研究报告中称，在预测违约和损失方面，中国的这套数字足迹的模型，表现优于传统银行模型。
但是，另一边，他们都以为，这些模式在西方是“不可接受的”，也无法复制，因为它跨越了隐私保护的底线。
中国就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，用这种野蛮而原始积累的方式，完成了欧美一个多世纪达成的征信建设。
中国金融史，第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“信贷下沉”，让金融服务触达了社会的毛细血管。
当时的中国社会，也都会存在一种“金融压抑”，传统金融“嫌贫爱富”，普通人完全被拒绝在金融体系的服务之外。
在那个时期，只要你的PPT里写着“大数据风控”、“AI反欺诈”、“黑名单”，VC就会感兴趣。
2013年成立的同盾，2019年的D轮融资已超1亿美金，估值达到20亿美元。
百融在2018年的C轮中，融资10亿元人民币。这是当时行业内最大单笔融资之一。
那时，还没人知道，这道资本背景的鸿沟，将在日后的监管风暴里，划出一道生与死的楚河汉界。
他们认为，这种创新的初衷是好的，但因为缺乏边界，“可能迅速从风控变成围猎。”
它掌控了你所有的行动轨迹，它也知道你所有的弱点，数据面前，你变成了完全的透明人。
而此时，假如没有法律边界的约束，它必将从“预测”变成“操控”，将人变成“奴隶”。
2016到2017年是网贷最疯狂的时候，地下金融还出现了“714高炮”产品，这种贷款年化利率高达1000%甚至更高。
“风控沦为了人质筛选系统。数据公司帮高利贷筛选出了那些脸皮薄、有正经工作、父母健在的完美受害者。”罗涵一针见血地指出。
在当时，崛起了800家提供相关大数据风控等金融服务的公司，大多分布在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。
如果你把那时期专门做“黑名单数据倒卖”、“同业爬虫”（专门爬同行的数据）、“短信嗅探”的小作坊算上，当时活跃在市场上的公司，大概2500到3000家。
一家金融机构，在同一种业务面前，只能选一个企业，A公司中标，B公司就不可能有机会。
A公司会在媒体上、论坛上，发布B公司的负面，并在发布的第一时间，马上由销售团队转发链接给客户：“你看这家B公司，路子多野，和他们合作要谨慎。”
而这种相互泼脏水的行为，把行业的原罪主动暴露在监管和公众眼中，也为后面行业的大劫，埋下了伏笔。
虽然当时曝光的重点是“暴力催收”和“畸高利率”，但监管层在顺藤摸瓜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。
这些放高利贷的草台班子，为什么能如此精准地找到受害者，并精确爆破他们的通讯录？
2019年9月6日下午，杭州警方突袭了大数据风控行业的两家头部公司——魔蝎科技和新颜科技。
9月11日，打着区块链旗号进行爬虫业务的公信宝，被杭州警方贴上封条，创始人黄敏强被带走。
11月，A股上市公司拉卡拉参股的考拉征信被查，涉案人员多达20余人。原因是缓存并倒卖了近1亿条公民身份信息，涉案金额3800余万元。
9月26日，同盾子公司杭州信川科技总经理徐斐、业务总经理童保华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。
而据行业多位知情的人偷偷表示了背后更为隐秘的猜测——“其实同盾是被竞争对象举报。”
“数据安全，是国家战略，应该拥抱国资，不可由外资股东主导。”一位大数据行业的专家曾经一针见血指出。
除了头部近20家公司被调查，还有很多数据工作室和小公司也牵涉其中，全行业抓捕人数突破2000人。
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一个细节是，这场对大数据风控公司的围剿，大多都是“跨省抓捕”。
比如，黑龙江七台河警方，他们一战成名的案件，就是端掉了“阿尔法象”的系统商，它卖给几百个高利贷老板。
而这套系统连接了几十家大数据公司的接口，七台河的警方就开始顺藤摸瓜。同盾的子公司也是被他们带走。
但是，对行业的打击，却是致命的，直接给行业进行了“休克式疗法”，没有一点生还的余地。
“一家数据公司的老板，紧急下架业务线，连夜销毁硬盘数据，第二天就解散了技术团队”，罗涵称。
更荒诞的一幕是，最近一段时间大量的数据公司的老板和CTO，连夜买机票飞往国外，“避避风头”。
市场早有传言，称同盾本计划2020年上半年赴美上市，并推进最后一轮融资，估值一度触及20亿美元高点。
当时很多从业者，到如今都不敢提自己是从事大数据的，“都说自己是做AI的”。
“很多企业在昨晚还是合法的创新先锋，今早醒来就成了犯罪团伙，”罗涵称，这种“不教而诛”的突变，让所有的人都恐慌性逃离。
“最让我害怕的是跨省抓捕，就像你在黑暗里，任何人都可能对你开枪。”一家头部公司的创始人透露，他现在的公司，只维持老客户，不再拓新。
好在监管也意识到，这种执法方式会让民营企业家感到极度不安全，严重损害了营商环境，跨省抓捕也慢慢被禁止。
2024年10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明确要求规范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异地执法行为。
此后，公安部也发布了“七项禁令”与《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执法“七项规定”》。
中国目前叫停“跨省抓捕”，不再仅仅依赖零散的文件，而是形成了一套组合拳。
比如，魔蝎科技的创始人周江翔因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公司罚金3000万元。
一位当时代理他们刑事案件的律师回忆，当时这些案子的审判，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垫脚静观望。
当时律师们，都是以“技术中立”来辩护，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的法律边界模糊等时代背景。
比起网贷平台和P2P公司动不动10年以上或者无期的判决，他们的结局，明显要好得多。
此次判刑，让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抖了三抖，也让他们开始反思：技术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
2021年，央行要求所有网络站点平台不得直接向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隐私信息，一定要经过“持牌征信机构”。
这意味着，私营大数据公司彻底失去了“数据分发权”，他们被收编为技术服务商。
就在行业双劫的背景下，2021年3月，百融依然选择了上市，但首日破发，跌幅达16%。
“长期资金市场对它的定价逻辑，已从高估值的科技成长股，切换为了传统的软件服务股。”罗涵称。
一边是国资背景加持下的“惊险一跃”，赶在合规红线收紧前登陆资本市场，成了黄金时代唯一遗留的标本；
另一边是美元基金站台的同盾，上市梦碎后困在一级市场的孤岛，昔日20亿美元估值的光环逐渐黯淡。
一场监管风暴，吹散了大数据风控行业“双子星”的光芒，最终让它们，定格在了 “幸存者” 与 “失意者” 的两端……
后监管时代，尽管大数据行业的老玩家被洗出去很多，但又崛起了一批新的玩家。
蚂蚁、腾讯和度小满，这几家在多年的金融领域的沉淀，开始跑通一些切实可行的模型和经验。
这两类公司的崛起，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大数据风控行业，不再属于草根创业者。
“大数据行业，已成为一个资源性生意了。”罗涵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行业的竞争维度，已从技术维度，彻底降维到了资源维度。
特别是2024年11月央行获批的钱塘征信，蚂蚁集团与浙江国资并列第一大股东。
这场大数据风控的冲锋，最终以如此方式落幕：草根退场，巨头收割，资源为王。
他们在泥泞里野蛮拓土，用沾满争议的手段，硬生生啃下了征信基建最硬核的原始积累。
他们是那个特殊时代的“灰色摆渡人”，将中国金融从“农耕时代”摆渡到了“数字时代”。
屠龙少年最终没能成为英雄，他们化作了燃料，以血肉之躯，以自由为祭，铺就了金融历史上一次飞跃的基石。
